在第二种情形下，应当明确合作各方基于地位的平等性而互负履约义务。

在学理上，这可谓内部行政法的讨论范畴，其核心特征是由行政机关颁布，旨在控制行政自身行为和运作，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合署办公机构是两个不同机构因为工作对象、工作性质相近等原因而在同处办公，两个机构的职责不同，工作人员也相对独立，但人员、行政资源可在统一指挥调度下通用。

[20]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考评结果优秀的，可为其增加拨付财政资金、提供更充分的优惠政策。上级机关的考评应当综合采用年度考核、日常监督检查等多种方式。自行启动规则中需要注意的是要维护各方平等的发起权和参与权。[32]湛中乐：《机关运行保障的立法逻辑》，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

就国务院来说，制发区域发展规划纲要，可以归属于其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的职权。反之，则缩减其自主支配的经费额度。[22]参见(2016)最高法行申2560号裁定。

[32]参见(2020)苏行终653号裁定。由于利害关系与权利保护必要性均关系请求权是否能够得到实现，基于此种相似性，实践中关于诉的利益的要件区分仍存在操作和认定困难，尚不能准确厘清每个要素的识别标准。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最初保障的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类型，后来根据《行诉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逐渐扩展出了其他权利[44]。狭义的诉的利益仅指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其原因是，反射利益所指向的是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产生的间接利益，而非直接利害关系。尽量在行政程序中解决争议，避免司法权不必要和不合时宜地干预行政权，使得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张力得到缓冲。

同时，修改后的《条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困扰，上述裁判方式也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通过审查利害关系进而否定诉的利益是在规则尚不完善、经验尚不充分的背景下，应对部分申请人不当行使权利的权宜之计。同时，《条例》第51条明确了诉讼作为一种救济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前述观点。为探究当前以利害关系否定诉的利益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现状，本文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中，以诉的利益利害关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即检索同时出现上述两个关键词的裁判文书），案由为政府信息公开，共获得初始检索结果90条。

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已有利害关系判断标准虚置 我国行政诉讼法总体上坚持主观诉讼的理念[37]，当事人应证明其与争讼行为之间存在主观利益。2019年《条例》删除了争议较大的三需要条款，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定位，同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准确识别提供了明确的原则性指引。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为客观界定值得保护的利益的内涵，广泛应用反射利益理论，反射利益则区别于主观权利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3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46]参见赵正群、董妍：《中国大陆首批信息公开诉讼案件论析(2002-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第6期，第85-95页。因此在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判断也呈现出较为特殊的一面，不能过多考虑主观利益而忽视客观利益。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领域中，作为信息公开制度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条明确了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因而侵犯行政相对人上述权利可以视为对其合法权益的侵犯，也就构成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益。

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已有利害关系判断标准虚置 我国行政诉讼法总体上坚持主观诉讼的理念[37]，当事人应证明其与争讼行为之间存在主观利益。[17]我国《条例》第1条也明确了该目的。基于此，相对人提起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也就满足了利害关系的要求。[26]参见(2018)冀0581行初53号裁定。[37]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44-264页。（二）实体性标准 司法期待和立法定位虽然给实践判断提供了依据，但是现实中司法实践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除了可以获得行政诉讼救济的权利外，还有大量利益并没有具体法律保护条款，甚至没有被法律纳入保障范围。

[19]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2018年新的司法解释同样沿用这一规定。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刘广明案中首次适用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指出利害关系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为客观界定值得保护的利益的内涵，广泛应用反射利益理论，反射利益则区别于主观权利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33]。其原因是，反射利益所指向的是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产生的间接利益，而非直接利害关系。

考虑我国行政诉讼中通常以《行政诉讼法》第25条判定利害关系，为此又以诉的利益《行政诉讼法》第25条为关键词，案由为政府信息公开，共得38条检索结果，两部分共计128条检索结果。参见张旭勇: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10]参见程琥：《行政法上请求权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载《法律适用》2018第11期，第18-28页。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具有诉讼请求权，使得利害关系和受案范围的判断变得困难[43]，特别是对标准和界限的把握。[46]参见赵正群、董妍：《中国大陆首批信息公开诉讼案件论析(2002-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第6期，第85-95页。以下将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尝试对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益进行应然层面的解读： （一）立法期待 当前行政法学界从德、日理论中引入以诉讼目的为区分标准的类型划分，即关注一般公众利益的客观诉讼和以救济个人的正当权益为基础的主观诉讼[5]。

实践中法院以否定利害关系为由否定诉的利益的裁判方式使得现有利害关系判断标准被虚置。进入专题： 利害关系 诉的利益 信息公开 。

这一规定也印证了上述观点[11]。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对公法权利的保障限于《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思考方式，反映的是将行政实体法和诉讼法分别处理的观念，即某种权益是否可以得到救济不仅需要实体法确认，更依赖于《行政诉讼法》的认可。

由此认定案件不存在诉的利益的案件并非少数，在柳州市柳江区发展和改革局、李某案中[30]，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材料，以此推断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进而认定不具有诉的利益。[13]参见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54页。

相反，倘若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被认为属于反射利益，将失去通过提起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渠道[34]。[38]参见郑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之原告适格辨析——兼评陆红霞案》，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17-128页。换言之，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只要是针对依申请行为提起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很难对利害关系作出否定判断。[3]参见梁君瑜：《祛魅与返魅：行政诉讼中权利保护必要性之理论解读及其适用》，载《南大法学》2020第2期，第122-141页。

在本溪市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溪市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案中[29]，法院也存在类似的论证逻辑。[47]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14年版，第47页。

[40]参见(2020)浙11行初60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5号）（以下简称25号文件）指出在审判中需要准确把握利害关系的内涵，审查行政行为与当事人权利义务增减之间的关系。

25号文件强调既充分保护合法权益，又要强化对诉的利益的准确识别，为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合理行使诉权提供了指引。[27]参见陈霜：《行政诉讼原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界定》，载《知识经济》2008年第3期，第20-21页。